家人认为如果孩子真的患上癌症，那是天灾只能认命，但佰易事件则是人祸，让人更加难以接受。     

    1月4日下午，确定不是癌症的格格重新展露久违的笑容。很快，这个家庭再次面临“佰易”事件带来的恐慌。

    短短两个月里，因为只有16个月大的孩子两度踏在生死边缘，整个家庭也两度陷入恐慌。

    起初，孩子被怀疑是恶性淋巴癌晚期；之后又迎面遭遇了佰易事件带来的恐慌———治疗过程中她被注射了5支佰易丙球蛋白。

    父亲说，如果孩子真的患了淋巴癌，那是天灾只能认命，但佰易事件则是人祸，让人更加难以接受。

    尽管癌症事后被证明是虚惊一场，针对佰易“后患”的化验结果也显示，孩子目前没有患上丙肝。但家人仍然为孩子担忧。

    这一刻，这个家庭是祥和的：2月1日，父亲母亲与外公外婆围着餐桌吃晚饭，喂饱了的小女孩格格则蹒跚着遛到了沙发边。

    几乎所有的人都曾以为，这个家庭不可能重新焕发祥和之光。短短两个月里，因为只有16个月大的格格两度踏在生死边缘，整个家庭也两度陷入恐慌。

    起初，孩子被怀疑是恶性淋巴癌晚期；之后又迎面遭遇了佰易事件带来的恐慌———治疗过程中她被注射了5支佰易丙球蛋白。

    父亲张玉升说，如果孩子真的患了淋巴癌，那是天灾只能认命，但佰易事件则是人祸，让人更加难以接受。

    癌症事后被证明是虚惊一场，针对佰易“后患”的化验结果也显示，孩子目前没有患上丙肝。但这一次，兴奋显得相当克制，咨询过的专家们都说，即便如此，短期内仍不能确定佰易是否已伤到孩子。

    24斤的孩子，25克佰易

    去年12月2日，夫妻俩在女儿脖子右边触摸到了中指指头尖那么大的小肿块，第二天孩子就被送到了医院。

    中山三院一度寄托了他们的相当大的希望，接诊时儿科一位老教授承诺说，“肯定治好”。

    即便每天输液近10个小时，额头、双手、双脚满是输液留下的针孔，但肿块还在孩子的脖子上缓慢增长，喉咙受到压迫的孩子，哭闹声随之变得沙哑，体温也经常烧到39度以上。

    治疗进展并未如料想般顺利。起初的抗炎治疗用了两种抗生素，排查了淋巴结炎等多种病因仍未确诊。张玉升回忆，12月16日前后，这位老教授动员家长，孩子需要注射丙球蛋白（即“佰易”），以提高免疫力。

    一个半月后，张玉升还念念不忘当时的一些细节，比如，老教授承诺这种药肯定能让孩子恢复健康；比如，三天之后仍不见效，老教授把剂量用到了最大。事后张玉升一直为此后悔，如果当时的频繁动员之下，他坚持不使用这种血液制品，如果当时医生把血液制品的潜在危险当面讲清楚，就不会有后来所发生的一切。

    接近400元一瓶的药品共打了5瓶，每瓶5克，这让母亲邹艳觉得心安，她愿意相信这名老教授的话。她记得，24斤的孩子注射佰易之后，老教授查房时抚摸着孩子的肿块喃喃对它说“你怎么还不下去呢？”

    被绝望击中

    这种在输液后瓶子里会留下白色泡沫的药品，并未能如那位老教授所言那般奏效。

    孩子的父亲坚持要转院。

    从中山三院打车到儿科实力更强的中山二院之后，格格的病情引起了数位教授级医生的关注。母亲邹艳回忆，他们大都看看摸摸后，摇摇头叹息着走了。家长急切的追问之下，一位医生说了句“这不是个好东西”。

    去年12月31日19时迎着医院下班的人流，孩子再次被推入磁共振检查室，揪心的母亲选择远离诊断室。此前孩子曾做过4次检查，每次都半途而废，尽管娇小的身体被注射了强力催眠药，但磁共振机器那像掘地机样的“咣咣”响动，还是让孩子痛哭着醒来。

    这次检查成功了，但噩耗也由此带来，磁共振的操作医生对张玉升说，“我在腹腔看到肿块了。”此前医生曾告诉过孩子的父亲，如果在腹腔发现肿块，那就意味着是肿瘤三期或四期。就在检查室前，夫妻俩放声痛哭。回到病房，泪光中的电视节目正播放着“元旦快乐”这样的祝福话语。

    张玉升随后把磁共振的操作医生的口头结果告诉了儿科医生，还有相熟的口腔科教授等，他们都一致判断基本是肿瘤晚期，但最终的确诊，还要等待活检的结果。

    被绝望击中的父亲，第一次感觉下楼腿软、下楼就忘记了要买什么，视线里不同年龄的女性，都会让他想象那是女儿可能失去的人生。

    格格重生

    元旦假期，孩子父母亲的同事朋友到医院看望孩子，纷纷捐款安慰。这时孩子在支原体发炎药物作用下的肿块，却出现了细小的红肿化脓迹象。

    元旦假期前，中山二院黄花容医生曾对家长说，“你们就死马当活马医吧，反正假期做不了活检，就用三天的抗支原体感染的药看看效果。”事后来看，这句轻描淡写的话，成为格格“起死回生”的关键。因为在12月31日，格格的支原体检测显示受到感染，黄花容便就此开出药方。

    活检手术前一天晚上，父亲决定给格格拍些照片留念，此举遭到了母亲的反对。最终照片还是拍了，但其中没有母亲。母亲邹艳哭着按下了快门，她的双眼已经太过红肿，她拒绝跟孩子合影。

    1月4日凌晨1点多签了手术通知书后，在中山二院的儿科病房里，整整一个晚上，张玉升抱着孩子坐在昏暗的走廊里。

    他感觉时间既太漫长又太过短暂，“最后一次孩子安详地睡在怀抱里，竟感觉到她的生命像一个小船，越来越远，无法控制。”早晨，医生给格格换上了比她大几号的手术服后，把她推进了手术室。10分钟之后，医生兴冲冲地从手术室里出来说，“不是癌症。手术不用做了。”和初闻噩耗时一样，夫妻两人在手术室门口抱头痛哭。

    没想到回到9楼儿科病房里时，心又悬了起来，医生说不要高兴得太早，需要看最后的磁共振腹腔检验结果。

    下午，拿到核磁共振报告的张玉升才彻底放心，没有癌细胞，更没有扩散。

    怕老头儿出事儿，喜讯一开始没敢告诉格格的外公，直到外婆看他又一次坐在沙发上痛哭才不得不说了出来。听闻格格没事儿了之后，电话那端31岁的同事宋慕新反而失声痛哭。

    再次打开的恐慌之门

    伴随着肿块逐渐离开格格的脖子，格格的父母感恩着宴请了好心人，退还了捐款，一家人筹划着去海南旅游庆祝劫后余生的当口，又一次打击不期而至。

    1月24日，张玉升看到报纸上的“佰易”“丙肝”大字，马上抓起手机给妻子邹艳打电话，让爱人查病历核实是否女儿曾经注射过广东产的佰易丙球蛋白。

    外婆听到这个消息时正喂格格吃饭，勺子一下子掉落在地上———格格正是注射了那些怀疑含有丙肝病毒的药品。

    来自北京的消息说京城已有不少患者“出现不良反应”，这加剧了格格一家的恐慌。邹艳上网查了相关的报道时，顺便搜集了一下丙肝资料，发现这是一种1989年才真正被人类发现的病毒，对比名气更大的乙肝，丙肝更可怕，“相当比例的患者会发展成肝癌。”刚刚学会挥舞着小手，踉跄着追逐楼下流浪小黑猫的女儿，难道要在歧视和病痛中走完一生？年轻的父母不敢多想。

    他们致电中山三院想得到更多的信息，但一个医生对他说，“你女儿出现在我们的名单上，目前没有任何通知。”情急之下，父亲给远在德国的医学博士李玮璟发了封电子邮件。作为格格的接诊医生，李玮璟第一个看到格格降生在这个世界上，也一直在关注这个孩子的成长。

    他在回信中让他们密切关注报道“，”如果是采血站的问题，要查清是血源的问题，还是采血站本身保存问题；如果是血源有问题，那就是说更大的问题还没发现，如果单是保存和运送等环节出问题，可能不会有大事。“问题恰好出在广东韶关连山采浆站，在报社当编辑的张玉升，曾亲手编辑过这家采浆站的报道，他还记得其中的内容———伪造批号、卖血人长达10年驻守、检测人员操作不规范，等等。

    次日，张玉升起床之后没来得及刷牙，单独告诉了邹艳。他注意到，当时妻子紧紧抱住女儿，没有任何表情。

    佰易事件之后

    25日一大早，格格重新出现在广州的两家大医院里。当天，父母带着她进行包括丙肝在内的4、5种检查。

    德国的医生和广州一位权威医学教授都说，血液可能不只含有一种病毒，更为稳妥的办法是找两家医院，多做几个项目避免误差。

    格格被扎哭了很多次。细心的父母留意到，患病之后格格变化了不少：看到白大褂她就开始哭；人生第一次学会了说“不要”这个词；还学会了作势给家里绿色小鹅玩具量体温；还学会了伸出一只手指往另一个手背上戳，这是打针。

    1月26－30日是等待的煎熬，网上充斥着全国追查药品的新闻。张玉升本想从广州媒体看到些利好消息，但找不到关于佰易事件的报道。

    反倒是外地的媒体为他呈现了可怕的图景：那家药厂伪造批号、使用问题血源制造的丙球蛋白，通过竞标在广州各大医院被使用。

    30日，张玉升拿到了孩子的检验报告，证明所有的指标都是阴性。这跟当天卫生部公布的初步专家论证结果是一致的：“经对患者随访、检测，以及对问题药品的丙肝风险研究性评价表明，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丙型肝炎病毒的存在和感染。”但在家里，外公外婆还是会不断地端详格格的脸色是否有肝病的黄，连他们都知道，丙肝和一些病毒都有潜伏的“窗口期”，以后每隔3个月仍要去检查一次，孩子仍要被抽血。

    幸福与愤怒

    “为什么问题药选择了我女儿的身体？她是不是绝对安全的？”2月1日，年轻的父亲带着一个家庭的疑惑，出现在医院和相关部门的大楼里。

    上午，张玉升坐在了中山三院那位提出给孩子注射佰易的教授面前，她说，这种药类似营养药，“如何用，各个医生的观点不一样，格格当时的病情用了也没有错，要是不出事的话，对她的身体没有害处。”医院的大夫都说，他们至今并不确知佰易是否带毒。走出中山三院的张玉升上了一辆出租车，驶向东风路上的广州省药监局。

    见到药监局办公室副主任郭宇华。张玉升自我介绍说，我是佰易受害者的家人，有几个问题想问一下。郭宇华反问了一句：“怎么是受害者呢？不是不会感染吗？”张玉升有点激动：“怎么不是？我们家遭受了那么大的精神损失。而且，你能告诉我佰易不带毒吗？”他还想知道的是，是不是佰易只可能带有一种病毒？孩子到底是不是绝对安全。

    郭宇华给出的回答是：生产佰易的厂子还在立案侦查阶段，究竟是哪个环节除了问题目前不便公开。

    快下班的时候，张玉升气喘吁吁地出现在广州市卫生局，电梯口正在扒桔子的值班女士拦住了他。

    张玉升向她解释说，“中山三院的大夫告诉我，广州有成千上万的人注射了佰易，我女儿也是其中一个。我想找医政处问问，佰易是否真的带毒，孩子是不是绝对安全的？”值班女士打了几个电话后说：对不起，星期一来吧，今天已经下班了。

    一天的询问宣告结束，接下来的半个小时内，张玉升在拥堵的东风路旁一直打不到车，但他相当心平气和。

    经历了两次惊魂之旅，这位31岁的父亲常常用同样心平气和的语气感慨人生，“幸福”、“老泪纵横”和“患难夫妻”，他用这三个词总结过去一个多月的心路变迁。

    第二天下午，回顾同样的经历，一直爱哭的邹艳面对书房阳台上的塑料小鹿，沉思了片刻后，补充了另一个词：“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