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俗话说的好呀，“万事开头难”，无论做啥事，只有能找着开头的地方，往下做下去似乎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顺理成章的事应该就不怎么难了吧。
　　这写文章、做学问似乎也是这个理。
　　开头第一句很重要，这开头之笔，关系文章的成败，关系到后边的“顺理成章”。
　　换句话说，文章写的好不好，全凭这一句。
　　要把这一句写的开宗明义、引人入胜，那就得有点特色，要么幽默、要么优美。
　　实在做不到这两个要求，那也不是没有别的办法，那就需要“引”了。
　　“没有梧桐树，引不得凤凰来”，要引凤凰，就要先种梧桐树，实在种梧桐数来不及的，我们就先从别人家挖一棵过来也不为过，毕竟是为的引凤凰嘛！
　　说的通俗点，既然自己没有特色的语句开头，那就拿别人的话开头嘛，当然这是有条件的，要捡好的用，人所共知的最好，有说服力，有吸引力。
　　中国人做学问引经据典由来已久，“引经据典”这个成语就是个活生生的现成的例子。
　　其他的“诗云，子曰”之类的在中国古代更是盛极一时，那些落魄书生说话不带这四个字恐怕连嘴都张不开了―――话都说不成了。
　　这里面当然离不开官方或者说朝廷方面的影响，因为中国近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都以孔孟之道作为禁锢人们思想的精神枷锁。
　　在选拔官员方面也是用的“科举取士”。
　　文章写的好，就能做官。
　　什么样的文章写的好呢？
　　当然是歌功颂德的或宣扬孔孟之道的文章了。
　　谁把“五经四书”背的滚瓜烂熟，谁写文章能把这些句子引用的恰到好处，谁的文章就写的好，至少主考官是这么认为。
　　这就是一根无形的指挥棒，指导着这些文人由不得不“诗云，子曰”到后来的自觉的“诗云，子曰”，到最后的不让他摇头晃脑的“诗云，子曰”都不行了。
　　于是“诗云，子曰”成为一种习惯，一种做文章的格式或要求，没有“诗云，子曰”就开不了头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诗云，子曰”说的多了，有一些有敏锐观察力的人就发现了一个问题。
　　大家怎么来来回回重复的都是那几句话呀。
　　毕竟《诗经》就那么一本，孔子有史可察的话也就那么几句呀，不重复才是怪事。
　　一句话重复一遍或许还有听头，说多了，大家都耳熟能详，连刚会走的小孩都咿咿呀呀的朗诵了，再摇头晃脑的故作斯文就是滑稽了。
　　于是大家迫切的需要有一些新的经典性的话来引用。
　　只是人们便把眼光由原来的只关注官方的要求转向民间的习惯。
　　这一转变不要紧，人们发现原来民间流传的还是有很多经典的，而且这些经典都是人们在总结了几千、几百年的经验，反复锤炼出来的，基本上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
　　这一发现令文人们欣喜若狂，这是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呀。今天用过这个，明天说不准就会有新的出来，而且这种民间语言的特点就是简单、朴素，富有时代气息。
　　可转念一想，问题出来了。
　　再好的东西，你包装不到位，别人就不认呀。你给这些话冠上“诗云，子曰”的帽子吧，又有点不伦不类。
　　既然不能用“诗云，子曰”的品牌，那就得重新树立一个让人们很快接受的牌子，于是文人决定这次冒一下险，抛弃一贯的“上层讨好路线”，改走“大众品牌”。
　　既然是老百姓的语言，就在老百姓那创名牌。
　　那就给这些民间经典叫“俗话”吧。
　　你看这名字多通俗，老百姓一看就喜欢。
　　这一包装、一策划，老百姓这些“俗话”可就冠冕堂皇的上了文章了。
　　人们对于新生事物总是充满了好奇的。
　　第一次见有人用“俗话”写文章，大家竞相观看，于是洛阳的纸又贵了好大一阵子。
　　这下是一炮走红呀。
　　虽然对于这事朝廷方面有些不大愿意，但国家也没有明确的法令，对于在广告中变相创立新的语言品牌，动摇“孔孟之理”做什么明确的规定。
　　禁“俗”也得师出有名呀。
　　再说人家就是创立了一个说话的牌子，姑妄听之任之吧。
　　人们都知道了这“俗话”的作用不比那“诗云，子曰”的差了，而且也，没人出面推翻，就迅速掀起了一股“俗话”热。
　　于是“俗话说的好”开始响彻大街小巷。
　　谁包装了俗话，谁率先使用了俗话，我们现在似乎无从考证了，但是我们还是为中国文人能够发现和树立这样一个语言品牌而自豪的，这至少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人是懂得创新的，而且只要找对路子，中国人的创新就一定会成功。
　　经得起时间和实践检验的，才是真理。
　　大家都在用的，才是经典。
　　“俗话说的好”，说的的确不错，好就好在一个“俗”字。
　　他的俗来自老百姓，也正是因为他来自老百姓，所以他经久不衰，千古传唱。
　　好东西总是会赢得人心的。
　　这就是俗话。
　　俗话说的就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