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为了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100周年，有关部门举办了一次“毛泽东与我”的大型征文活动，我将父亲所写的《毛主席听我说相声》一文寄了过去。后来，这篇文章与曾志同志的回忆文章一起荣获了一等奖。只可惜颁奖仪式
1975年1月，四届人大开会期间，父亲接到命令：为病中的毛主席录制相声。直到今天，没人知道：当初是谁作出了一个这样大胆的决定？是谁制定了录像的内容？为什么只选中侯宝林的？为什么多数为传统作品而很少新编的？为什么最终只录制了10个大段和2个小段？毛主席到底看到这些录像没有？没人解答。当然，这些现在已经不再重要了。
从1965年10月父亲最后一次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音到1975年在中央电视台录像，时间过去整整十年，从单位的服装箱里取出的大褂浑身上下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的虫眼儿，好在那时的录像设备和今天的无法相比，清晰度不高，只要不用特写，观众是看不到的。1992年，我亲手将这件承载着重要历史的浅灰色纯毛哔叽的大褂扔掉了，父亲当时想制止我，我强词夺理地说，是怕放在家里把其他的演出服都感染了。发生这样的事情，如果是在以往，如果父亲不生病，不是病得连说话的气力都没有，如果干这件蠢事的不是我……我相信，父亲一定会大发雷霆。那天，父亲听我解释后，只是用一种非常凄凉的目光看了我一会儿，然后叹了一口气，就再没说一句话。后来，每当我想起他当时的目光和叹息时，就会立刻哽咽，眼泪也会夺眶而出。我为我的无知和莽撞深深地懊悔。父亲的确是个智者，他一向懂得用不同的方式教育他不同的孩子和学生。像我，父亲很明白，早晚有一天，当我的意识苏醒时，我的自责会远远大于他当时对我的几句训斥。
因为演出中断了十年之久，历经沧桑年近花甲的父亲担心自己会忘词儿，就请人将台词写成大字报的形式，悬挂在摄像机旁以防万一。为了配效果，临时调来几十名警卫连的战士充当观众。不料这些小战士多是农村兵，很多人根本没听过相声，又是天南地北哪儿的人都有，语言障碍、文化背景使得他们一时难以搞清说的是什么。最后，不知是哪位高人想出了一个办法：由一个懂行的明白人，手擎一面小旗，需要笑声的时候，将旗高举，大家就笑。不管台上说什么，只要用眼睛盯着那面旗子跟着笑出声就可以了。这就是现如今，中央电视台经常播放的侯宝林郭全宝对口相声录像的来历。不幸的是，据说其中《卖布头》、《戏剧杂谈》已经部分脱磁，不能再用。
下面是几段父亲和其他老一辈领导人的故事。
有一次，父亲在中南海演出结束后应邀和中央首长一起观看卓别林的电影《杀人喜剧》(又名《凡尔杜先生》)。父亲被安排坐在刘少奇主席和王光美同志身边，电影是原文的，王光美同志负责为刘主席翻译。很快，银幕上出现了一个药瓶的特写，标签上的英文自然难不倒这位师大化学系毕业的高材生，她读出声：“CHLOROFORM(氯仿)。”然后又小声地自言自语：“CHLOROFORM是干什么用的？”坐在她身边的父亲轻声说：“是一种*####*薄澳⒂铮俊蓖豕饷劳鞠匀缓懿镆臁８盖准泵馐退担骸安唬∥抑皇强垂绫尽！毕匀唬獯我馔獾慕哟ィ馕还抑飨蛉肆粝铝松羁痰挠∠螅顾愿盖子械恪肮文肯嗫础薄８盖自俅渭酵豕饷劳疽丫鞘改暌院螅�1977年人民大会堂的春节团拜会上了。在经历了十年之久的生死磨难以后又能重逢，大家都非常激动，相互牵挂着的心总算得到了慰藉。或许是注定的缘分，这年“十一”的国庆招待会上，他们的座位恰巧又被安排在一起。从那儿以后，王光美一直关心着我们全家人。就连后来我们住的木樨地国管局属下的房子，听说也是她和叶子龙、郑天翔等几位老首长帮忙争取到的。
1981年1月，王光美将一份她发表在《工人日报》上的回忆文章——《永恒的纪念》托人送给家父，标题上方有王光美亲笔题写“宝林同志指正。王光美81年1月28日”的字样。这份报纸一直被父亲珍藏在他的档案柜里。1982年6月，我家搬到木樨地24号楼，我家终于和王光美成了邻居。自此，每年都会收到她通过传达室转来的新年贺卡。我在父亲的遗物中还发现了一封王光美1989年2月3日写给父亲的亲笔信：“宝林教授：您赠我的熊猫烟，我已转送给‘刘少奇纪念馆’保存，并将陈列于其怀念室中。您的真情厚意我也向主管同志转述。谢谢您对少奇同志的深情怀念。紧紧地握手！王光美。”那一刻，我似乎想起父亲曾经说过，刘主席生前喜欢抽“熊猫”牌香烟，这种烟“文革”后已不多见，父亲偶然得之，转送王光美，以示怀念之情吧。1991年底，父亲胃癌手术后，王光美还在秘书的陪同下来家里看望过父亲，其时，她自己也是乳腺癌术后不久的病人。由此，我们全家人都对她充满了感激和钦佩。
父亲在一篇回忆周恩来总理的文章中曾有这样一段叙述：1950年我在怀仁堂为毛主席演出，周总理坐在毛主席和朱老总中间。当时斯大林同志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刚发表。那天我在“垫话”里说“语言是没有阶级性的，可是使用语言是有阶级性的”。这时只见总理高兴地笑了，先拍了拍朱老总，又拍了拍主席。说了什么我不知道，大概意思是：你看，连艺人也学马列主义了。又有一次，那是1956年在怀仁堂，父亲和郭启儒先生合说《阴阳五行》，当说到最后“锅字怎么写？”“左边一个金……”“有金了……”时，总理情不自禁地“口害——”了一声，同时一甩手。恰似捧哏的演员说到这儿时的手势，显然总理完全进入了情节！因此，父亲认为周总理是最好的“观众”，听得认真、仔细，哪里好哪里不好，演员政治上、艺术上有没有进步，都听得出来。在一次联欢会上，我母亲陪周总理一起跳舞，总理边跳边对她说：“宝林同志放手一点嘛，写一点东西嘛！”其实，总理是在鼓励我父亲，要他解放思想，多为人民创作好的相声。
1976年1月周总理去世时，父亲正在大庆油田体验生活，听家人在电话里说，接到参加周总理追悼会的通知，父亲立刻连夜乘火车从大庆赶回来。他和全国人民一样，感到巨大的悲痛。内心深处永远怀念这位为国家为人民鞠躬尽瘁的好总理。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一天，陈毅副总理接见外宾后从北京饭店走出来，正准备登车，突然一声巨响夹杂着人声从东边的东单体育场传过来。陈毅同志停住脚步，让身边的工作人员马上打电话问一下出了什么事情。很快，有人报告说，是中央广播说唱团对北影演员剧团的篮球比赛，票早卖光了，很多球迷滞留在体育场外，希望一睹明星们的风采，刚才因为侯宝林投篮命中，观众把检票口挤塌了。陈毅同志听了笑着用他那浓重的四川方言说：“侯宝林又跑到这里来出洋相口罗！”
“文革”前的一个冬日，天上下着雪。因为临近过年，演出后，中南海特意安排了招待宴会。待到酒足饭饱，大伙准备“打道回府”，刚走到宴会厅门口，父亲正好碰见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同志，盛情难却，父亲被拉回去接着喝。以后，每当有人夸父亲酒量好时，父亲就会颇为得意地提起此事。他说那天由于心情激动，一连又喝了17小杯茅台，还拒绝让人派车送他回家。那时，我家就住在复兴门外真武庙广播局宿舍，距离中南海不算太远。父亲一人从中南海西门出来，往南，再往西沿着长安街往家走。天已近午夜，街上行人寥寥。走到西单路口时，父亲看见一个捡烂纸的男子在雪地里费力地拖着一个大麻包，朝宣武门方向艰难地走着。父亲站在那儿，看着他渐去的背影和雪地上留下的一溜擦痕。或许是回忆起自己儿时也曾有过类似的经历吧。这时，迎面来了一辆三轮车，车子停下来，车夫问父亲是否需要雇车回家。父亲从兜里掏出两元钱交到车夫的手上，用手指着那个捡烂纸的人对车夫说：“劳您驾，把那个人送回家吧！”
父亲到家，将当晚发生的事一桩桩一件件地告诉了母亲。许多年后，父亲去世了，也是一个雪天的夜晚，母亲将这个故事娓娓地讲给我听。
(本文摘自《七嘴八舌侯家事儿》，中华书局2008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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