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吉芬的最后一天（下）

    2月份的纽约，照例是干冷而雾气腾腾的，空气枯燥，紧绷绷的，仿佛划一根火柴就能点着。黄昏降临后，气温马上低下去，四周也随之变得静悄悄的。在马吉芬的世界里，夜的脚步已清晰可闻。

    一个小男孩来敲病房的门，问马吉芬要中国邮票，当他看见这位平素和蔼可亲的先生露在绷带外的一只眼里的古怪神情时，吓得赶紧跑开了。上一次他得到了一枚中国铜钱。马吉芬在狠狠地推上门的那一刻，又有点后悔如此对待这个孩子。但想到自己独处于这所医院窄小恶劣的私人看护病房里的日子依然漫漫无期，心里不禁又烦躁起来。他决定回到桌子那儿，继续写信。

    马吉芬手绘的黄海大战情景。信是写给《世纪》杂志的吉尔德博士的，在这封已经密密麻麻写了两页纸的信中，马吉芬尽力地解释手里关于中国甲午海战的研究报告被一拖再拖的原因，表明自己为了尽量“在可能的精神错乱和失明，以及止痛药难以有效止痛之前”整理完所有资料，已尽了最大努力，但是文章的一些记述“本职以外事态的变化”的段落，一改再改，总是不能令自己满意，因为“特别是战斗末期，我二三处负伤，其中之一几乎夺去了我的视力，我始终留在甲板上，但目光蒙目龙，视力不清”，因此难以做到“精辟确切的专门报道”。

    夜幕完全垂落时，病房里一下暗了下来。马吉芬忽地跳起来，去开灯。近来，随着眼疾加重，他越来越惧怕黑暗，必须准时开灯，整晚都要点着煤气炉才能入睡。朱丽已多次向他提醒这样做的危险性，但是并没有用；无奈，她只好在马吉芬每晚入睡前来帮助他收拾地板上四处抛洒的纸片，以免起火。但这几天，马吉芬总是在写东西，睡得是越来越晚了。

    屋顶唯一的一盏小瓦斯灯嘶嘶地响起来，飘洒出一抹微弱的光线。马吉芬仍感觉太暗，再次起身去打开地板中间那个大铁皮煤气炉子，直到看见火苗呼地涌上来，暖暖的褐红色的光影覆盖了屋子里的每一个角落，才安下心来，继续写信。这会儿，他似乎搞错了写信的对象，笔锋一转，描述起海战的情形来：飞溅的弹片，猛烈的爆炸，“镇远”舰开裂的甲板，以及甲板下腾空而起的大火……而这些，他已在以前的文章里写过多次了。直到朱丽的敲门声打断他的思路，他才发现这一点。

    马吉芬感到有点儿烦躁，他并没有理会朱丽的到来，又换了一张纸，想重新写这封信。他的笔在信纸上划出重重的痕迹，大概是心里着急，语言也变成了一种电报式的简洁风格。他写道：“我的眼伤困扰着我，我甚至看不见我写的东西了。文章写得很辛苦，希望本月21日能交到您手中。如果眼伤继续恶化下去……”写到这一句时，他转过头来，恰好看见朱丽蹲在地板上，想把已经烧得通红的煤气炉关掉。他低吼了一声。

    这一声吼叫低沉有力，愤怒中夹杂着狂躁，压抑中包含着恐惧，吓得朱丽一下站了起来。这使她想起来了森林里的狮子在享受午餐时，对正在靠近的同类发出的警告声。她注意到马吉芬气势汹汹满脸涨红，正在死死地盯着她，一种表情重又复活了：整个面孔上似乎只有右眼还活着，眼神狂热，目光如电，仿佛要把他看到的东西统统点燃，烧成碎片。

    威海刘公岛甲午战争纪念馆内，有关马吉芬的介绍文字。朱丽知道，这个时候她的选择，应该是及时地退出这个房间。但马吉芬开口了，他用一种异常冷静、甚至是彬彬有礼的口气，请朱丽帮个忙，把自己保存在诊所的那口小箱子取来。当朱丽送来箱子时，马吉芬找了个借口，支开了她。朱丽不知道，在马吉芬的私人箱子中，有一把他在中国用过的左轮手枪。

    夜深了，四周更安静了，沉沉夜幕缀满了星星，偶尔有一道亮光划过天空，就像海面上升起的光弹，冲向深不可测的大地，消失得无影无踪。马吉芬回到桌子那儿，把散乱的手稿收拢起来，又重新读了一遍。在叙述自己受伤经过的地方，他匆匆加了一段话：“当我受伤时，‘镇远’舰大副杨用霖代我指挥该舰。我在此想进一言，杨氏是勇敢豪爽的武士。他于威海卫投降时以手枪自杀，是为了祖国而献出生命者之一。”最后，他的目光停在了未完的结尾处：

    曾经威震一方的清国北洋舰队，如今已成过去一梦。他们忠勇的将士多数遭遇不济，为陆上官吏的腐败无能所误，与其可爱的舰队一同化为殉国之花。

    其中如提督丁汝昌，我不能不向其深切沉痛追悼。他既是勇敢的武士，又是温和的绅士，他迫于滥命和强敌作战而一败涂地。及见大势已去，尽毕生最后的职责，为了麾下将士的生命而与敌签约。这是他自己的决定。他曾期望活着，但他知道祖国的不仁，对他的冷酷待遇将要超过不共戴天的敌国。在夜半孤灯之下，左思右想，饮鸩而逝。

    老英雄当时的感情究竟如何？

    天将亮时，罗伯特私人诊所传来一声枪响。当朱丽听见枪声冲到马吉芬床前时，发现他饱受折磨的身体已趋于平静，疲惫的眼睛失去了光芒。这一天，距甲午海战已两年有余。在“镇远”舰上，马吉芬曾向他的中国同事展示了勇气；现在，他以他的死表达了对中国的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