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怜来了

    嘉庆十六年（1813年）7月初，伦敦传教会给马礼逊派来的助手威廉·米怜夫妇在海上漂泊10个月后终于到达中国南海。米怜时年28岁，刚从伦敦一所神学院毕业，对中文一无所知，唯有到中国传教的决心。本来伦敦传教会认为他不具备来中国做圣工的条件，觉得到中国这种文化深厚的国家去，只有像马礼逊这样知识水平高，受过医学、天文学训练的传教士才是最佳人选；而米怜六岁时父亲就已去世，从小放牧，因而言辞无忌，举止粗放，知识和文化素质都很低。但是米怜表示：“我愿意作任何仆人的工作，我可以去洗衣服，去烧饭；我来服侍马礼逊牧师，让他可以专心地传教。”教会只有退而求其次了。

    米怜像。1913年，伦敦传教会增派他到中国协助马礼逊做中国传教差会圣工。米怜夫妇来得真不是时候，当他们还在海上颠簸时，内阁刑部正在议复御史甘家斌奏请“严定西洋人传教治罪专条”一折，五月丙午，一项决议以“上谕”形式颁发全国：

    西洋人素奉天主，其本国之人自行传习原可置之不问。至若诳惑内地民人甚至私立神甫等项名号，蔓延各省，实属大干法纪。而内地民人安心被其诱惑，递相传授，迷惘不解，岂不荒悖？……若不严定科条大加惩创，何以杜邪术而正人心？

    上谕在历数洋教种种弊端后，用严厉的语词，一种斩钉截铁的口吻宣布：

    嗣后西洋人有私自刊刻经卷，倡立讲会，蛊惑多人及旗民人等向西洋人转为传习，并私立名号，煽惑及众确有实据为首者，意当定为绞决；其传教煽惑而无名号者，着定为绞；其仅止听从入教不知悔改者发往黑龙江，给索伦达呼尔为奴，旗人销去旗档……

    米怜此时来华，算是撞到了枪口上。在澳门登岸当天，当地的立法会议根据只有从事商业活动的英国人和葡萄牙人才能被批准居留澳门的法令，下令驱逐米怜夫妇。马礼逊四处活动无效，最后在拜见葡萄牙总督时，“单膝向总督下跪，恳求他不要坚持下达这道命令”，总督碍于私人情面，才作出了有限让步——“米怜先生必须在18天内离开澳门”。

    限期当日，在一名葡萄牙中士的监督下，米怜迫不得已乘船离开澳门，马礼逊通过贿赂船上的大副，让米怜在黄埔下船，然后换乘一艘中国民船偷渡到了广州。由于广州不准欧洲妇女居住，他的妻子不能一同前往，但总算被容许留在澳门，寄住在马礼逊家里。米怜落脚的地方，暂时安排在英国商行内。

    看来嘉庆皇帝的谕令十分有效，一周后，马礼逊回到广州，发现商行里已是一片风声鹤唳，可怜的米怜“住在一个炎热和不舒服的房间里”，而且患着低烧，根本无人理会。马礼逊为商人们的胆小怕事、患得患失而感到愤怒和失望。他在日记里感叹道：“我没有想到，在广州的英国人对同样来自英国的米怜先生竟是如此的冷淡……在广州，没有一个在英国商行工作的职员关心米怜是否痊愈。”

    面对这种形势，马礼逊意识到,在中国大范围传播基督教的可能性甚小，比较稳妥的办法是派米怜到马来半岛的马六甲或爪哇先行考察，为建立中国差会作准备。那里居住着大量华人，同时处于英国政府保护下，同时能够自由地布道和印刷散发圣经，完全有条件成为一个东方传教中心。

    米怜夫妇在一起。他们受马礼逊指派，一同在马六甲开辟传教基地和设立印刷所。当年年底，米怜奉马礼逊之命前往马来半岛，去寻找基督教在中国的新基地。他招募了一个叫梁发的广州青年一同前往,而这个人不久会帮助他干出一番大事业来。

    大概从这时开始，马礼逊又听到一些不祥的消息。起初是公司里的职员告诉他，广东总督府的官员多次提到并指责马礼逊，负责与洋商打交道的公行中国商人也经常向政府报告他的行踪，后来有一次，官府甚至在公文里指称，他所起草给中国人的公文居心不良。终于有天晚上，几个捕快来他的住处抓他的中文老师，姓高的先生得到风声后很快逃走了。

    1814年4月，玛丽又生了一个儿子，有了一双儿女环膝，对在传教方面举步维艰的马礼逊，应该是一种很大的安慰。但是他无缘长久分享这一切，玛丽产后身体极度虚弱，必须回英国养病，同时带走两个孩子。马礼逊为刚刚半岁的儿子取名马儒翰——马儒翰长大后继承父业充任英国驻华商务监督的译员，在鸦片战争中又为英使做翻译；在香港割让后，官至香港殖民政府议政局委员，兼代辅政司，成为近代中国史上一个颇引人注目的角色。

    重又孤身一人的马礼逊定下心来，全力以赴编纂《华英字典》。早在来华之初，他就预感到，随着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以及西方国家对华贸易往来的增加，将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在中国生活和工作，他们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必须学习中文，因此，有必要编写一本中英文字典，为后来者与中国人之间的交流提供便利。

    这是一项非常吃力和费时的工程，远非一日之功，到1815年初，他向伦敦报告说，手稿第一部已经完成，但要印刷出版这样一部篇幅巨大、内容极为详尽的字典，就需要很大一笔印制费。这项资金决非他本人所能承担，教会也显然无力募集这样一大笔钱，马礼逊抱着试试的态度向东印度公司求助，没想到该公司董事会不仅答应出钱，还将设法出力印制。

    东印度公司伦敦总公司从其在华商业利益考虑，认为马礼逊所做的这件事对促进今后英国与中国的贸易有很大好处，因而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马礼逊告诉他的一位朋友说：

    我过去常向你提到的我正在编纂的《华英字典》一事，现在已经有眉目了。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们慷慨地承担这部大字典的全部印制费，而且将从英国运来印刷机专门印这部字典。我祈求上帝赐给我生命，以便完成这部巨作。

    不久，从伦敦派出的技师汤姆士到达澳门，除了一整套印刷设备，还带来了全新的英文铅字字模和一些印刷用品。只待马礼逊的手稿告竣，刻板完工，就立即开印。后来，这套设备不仅用来印刷《华英字典》，还帮助马礼逊及其他陆续来华的传教士印制了大量宣传品。但就在此时，马礼逊在澳门雇佣刻工，私刻书本的事情走漏了风声，澳门的中国官府派人抄走了为《华英字典》所制作的刻板，为避免事态扩大，马礼逊只好命刻工将所有圣经刻版付之一炬，这一下损失甚重。

    祸不单行，东印度公司虽然支持马礼逊编纂字典，但对他的传教工作不以为意，甚至十分警惕，到这年春天，马礼逊将刻印好的一批中文《新约全书》寄往伦敦，却被一个糊涂的牧师当做珍品送了一册给东印度公司总部的图书室，他的秘密立见天日；同时该公司还查到了伦敦传教会的议事记录，内载有马礼逊不顾嘉庆皇帝的禁令，仍在中国坚持翻译和散发圣经等内容。该公司随即作出决定：

    （马礼逊印刷和散发圣经）构成了违抗中国皇帝的禁令的行为，出版者会被判处死刑。这些翻译作品，势必严重危害英国对中国的贸易……为此作出决定：终止公司与马礼逊先生的关系。

    马礼逊的名字就此从东印度公司的名单上勾销，他得到4000元的补偿。虽然他写了言辞激烈的信对自己被免职表示愤怒和不满，但东印度公司已没有时间听他的唠叨，中英贸易正处于低潮——由于英国与美法发生冲突，英国军舰强行封锁珠江口，在追逐美国船只时侵入中国内河，清廷就对英国洋行采取严厉措施，下令驱逐东印度公司全体职员，限期归国。在这当儿，谁会关心一个译员的命运呢。

    这一年，唯一让马礼逊感到欣慰的一件事是，中文老师蔡兴的哥哥蔡高——一个手艺高超的刻板工匠，向他真诚地表示，愿意皈依基督教，从此崇拜上帝。7月的一天，马礼逊为27岁的蔡高施行了洗礼：

    在远离人们视线的海边，从高山上流下的潺潺溪水中，我奉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为蔡高施行了洗礼。……他是大丰收时初熟的果子，是将来千千万万中国人皈依基督后被拯救出来的第一个信徒。

    蔡高成为马礼逊在中国吸收的第一个教徒，也是中国加入基督教新教教会的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