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对我说，初次见面那一次，我用我甜润的尖尖的嗓音问她是否想要听我弹琴。

    她回答说：“孩子，我当然想听。”

    我迈步笔直走到钢琴前，在琴椅上搁上两个枕头，好让我触摸到琴键。然后我开始弹一首难度极高的哈农钢琴指法练习曲。她说我的弹奏既没有犹豫也没有恐慌，我和钢琴的关系就好像其他小孩和玩具的关系一样。她说：“你是真正地热爱弹琴。对你来说，弹琴像是游戏一样，一出你已经玩得技巧极其娴熟的游戏。”

    父亲不失时机地问道：“您会收他做学生吗？”

    她的回答也一样快。“我告诉你父亲我会收你做学生，你有天分。我记得当我说这话时，你父亲没有笑。”

    “您认为郎朗到底多有天分？”

    朱教授说：“相当有天分。”

    他问她：“郎朗一定要在全中国弹钢琴拿第一名。然后是在全世界。这可能吗？”

    我的父亲，就像许许多多受到“文革”影响的父母一样，是在把他的期望加在了我的身上。朱教授告诉父亲：“小孩子需要娱乐。他们需要休息和游戏。他们像植物一样需要阳光和营养。你不能揠苗助长。”但父亲坚持要求她不断地给我施加压力。

    朱教授的耐心和培养无疑改变了我的人生，但我父亲的方式反映了我们国家那个时期的文化，他的方式最终获胜了，而那种方式关注的就是赢、赢、赢。

    摘自《千里之行——郎朗自传》 郎朗 大卫·里兹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